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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深圳是座包容度和办事效率很高的城市”

更新时间:2021-10-28

  我是湖北随州广水市人。我们那个市,是个县级市,通铁路,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。京广线的车,到了广水,都要停下来,加水,加油,才能爬过武胜关。后来铁路绕道大悟,广水的人气大受影响。

 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我们广水那里的一个镇的企业里,那家企业是做灯具的。第一个岗位是汽车维修。第二年,被调去跑采购和销售。不到二十岁,扛着一箱子的灯具样品,在全国转。那会儿一个月工资40元,我就买晚上的车票,在长途车、火车上坐个通宵,省下住宿费,可以自己得。第二天一早到了目的地,也不休息,直接去推销。

  当时谈了个女朋友,在铁路工作,是国企,铁饭碗,她家瞧不上我在乡镇企业,嫌我没前途。一急之下,我决定当兵。

  1985年10月25号入伍,11月5号,就被分配到连队,驻防广西边境对阵越南的前线高地。新兵训练时,第一次练习投掷实弹。手榴弹的爆炸范围是15平方米,我扔出了55米,站在原地,想看看爆炸的情形,教官一脚把我踹倒了。投弹之后必须卧倒,避开飞溅的弹片,这些规范动作都是在战场上救命的。我不敢马虎,训练一丝不苟,最后得了银质嘉奖。

  后来的一次行动中,我的右膝盖膑骨碎了,鉴定为七级伤残。服役期满,我放弃上军校,选择回老家,被安排到供销社工作。

  1997年,单位不行了,员工下岗,大家都在找出路。广西信托在深圳龙华有个桂发酒店,需要一名司机。分管酒店的是一位战友。1998年,我就来了深圳。在酒店包吃包住,月薪1200。你看,我刚来深圳,住的是酒店,有独立的房间,有空调。

  第二年,酒店让我负责员工招聘、后勤管理的事情,迎来送往,看起来还不错。因为债务问题,酒店抵押易主。我换了一家单位,在西丽的艺舶电子公司当保安,这是一家生产一次性相机的公司,产品主要用于出口。

  没文凭让我很吃亏,到所有单位,都得从头开始,从最初级的职位干起。你去找工作,填表,没文凭,你说自己能干啥。后来有机会我就报了电大的大专班,拼命学,最终拿到了企业管理的大专文凭。这个文凭,后来办积分入户时,整整加了60分。积分满100就可以入户深圳,我的分数是124。那时候,我已经拿到了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鹏城奖,这个荣誉也只能积20分。做义工时间、到深时间,每一项加分,都不如文凭加分这么力度大。

  艺舶公司的保安,薪水还是1200。我老婆在家带孩子,有两个儿子要养,收入不能断。第二个月,原来的司机家里有急事,离职了。情急之下,厂长问我,你不是会开车吗?我就顶了司机的位,任劳任怨,白天晚上,随叫随到。月末拿到工资单,还是1200。我拿着报纸的招聘信息去找厂长:厂长啊,深圳的司机月薪多少?当着他的面,我打招聘司机的广告电线的。厂长给我加了工资。海南省总工会召开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

  我从西丽搬到罗湖,住到木棉岭社区,是公司决定开一个通勤车,接送这边的几位管理人员上下班。当时公司划了几个片区,让我挑,公司出房租。一路考察之后,我决定住到木棉岭。这里靠近布吉农批市场,肉菜便宜,生活成本低。住过来才发现,湖北老乡特别多。我这个人,喜欢管闲事。街上两口子吵架,有人打孩子,碰到了就会去劝。一来二去,认识了不少人。

  2007年初,搬到木棉岭没多久,有个周末中午,我老婆炒了几个菜,我倒了点酒,正喝着,有人敲门,是社区的网格员上门登记信息。我家三口人全在,几下登记好了,临走,网格员回头问了一句,你是党员吗?

  人喝了两杯,话就多。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入了党,当时可不容易,连队160多号人,一年只有一到两个入党机会,那么多的老兵……他这一问,我的豪气上来了:我可是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了!

  中共党员这个身份,好长一段时间,只是找工作填表时写一下。不像现在,关系、组织生活,都纳入管理,很规范。

  后来知道,那时候社区在摸底,物色同乡村书记的人选。我参加过越战,又是党员,很快进入组织的视野。当时木棉岭社区的书记陈庆峰找我谈话,问我愿不愿意干,我说,可以啊。

  我们印了一张名片,正面是党徽,写着“中共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辖区湖北洪湖流动党员支部委员会”,然后是书记、副书记、三位党委委员的姓名电话,背面写着,“我们是湖北洪湖流动党员党支部、有困难找组织、为老乡们服务是我们应尽的职责”。

  2008年春节,南方雪灾,政府号召大家留在当地过年。深圳做了安排,许多景点门票都是半价。我们就商量,拿出活动经费,买了一批仙湖植物园的门票,让留在深圳的老人家和孩子们去玩儿,老乡们很高兴。

  洪湖在深圳开的士的人特别多。那会儿,没有现在的网络支付,的士司机收的都是现金,容易成为打劫对象。有个副班司机,在南山一家KTV的门口遇到打劫,人没了。消息传来,我们去他的住处看望,一家子上有老下有小,失去了“顶梁柱”。老家来了2、30名亲属。家属提出,要出租车公司赔45万元,但金额的依据是什么,说不出来。出租车公司安置了这些亲属的食宿,也同意出于人道给予补偿,但事情的发生,不是公司的错,不同意赔付这么多。有老乡提议到布吉农批堵路,把事情闹大。这怎么行呢?

  我们连夜在老乡群体里募捐,以解燃眉之急。第二天,同乡们就捐出了15000元,送到当事人家里。家属感觉到,同乡村党支部还是有用的。我们建议,一是找法律专家咨询,看看可以怎么赔偿,有依据;二是去找公安了解案件情况。

  在南山的派出所,一大群人围在门口,相持不下。我上前去说,我是同乡村的支部书记,我们就派4个代表了解一下案情。所长一听,爽快地找来办案的警长,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情况,得知两名嫌疑人已经落网,家属的情绪大为缓解。赔偿那边,司法所的所长亲自接待我们,咨询得知,出租车公司买了社保,这种情况属于因公死亡,将由社保赔付。具体的抚恤金额,是根据参保年限、缴费标准、还有家庭情况等因素来计算的,最后计算出的赔付金额在40-50万之间。

  为什么我会组织党员义工队、的嫂互助会?白天到社区看看,除了做饭,家属们没事干,几个人就凑在一起打麻将,成了风气。一来二去,孩子也管不了,放学回家,这边家长还下不了牌桌,给点钱去叫外卖。家里闹矛盾,吵嘴打架的事儿经常发生,原来如此!男童被绑石柱鞭打是什么情况?终于真都是闲的。不如让大家做点有意义的事,打扫卫生、维持交通秩序、服务老人,做这些事,人也愉快,对社区也有了关联感。

  办留守儿童夏令营,有我的一块心病。我的大儿子就是留守儿童,在老家跟爷爷奶奶长大。长期分离,孩子跟我有隔阂。有次打电话,争执起来,我说,“把你养大了,我还有错了?!”他回了一句,“没错,你是把我养大了,可是,这些年,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?”我无言以对。

  每到暑假,在老家上学的孩子就会来深圳,跟父母待上一阵。出租车司机是要天天出车的,孩子关在家里,吃饭、做作业,没人管,天天看电视、玩游戏,大人是很牵挂的。我们就想,借用社区4点半学堂的场地,组织的嫂义工,办一个夏令营。场地、安全都好办,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的老师怎么办?我们在网上发了消息,招募志愿者,你猜怎么着?许多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来应聘,老师的热情和能力都非常强。“候鸟”夏令营一下就火了。第二年,街道和社区就把我们列进了民生实事的计划,场地、经费全解决了。中央、省、市的媒体都关注到这个夏令营,全国妇联的领导还专程来考察。

  我是同乡村的书记,也是深圳市出租车驾驶员协会的主任,2008年金融风暴冲击下,的士生意不好,我代表司机去跟公司谈判,要求减租。2016年受网约车冲击,市里组织行业和主管部门的谈判,我也参加了。我对大家的承诺从来没有变过:我们一定要遵纪守法,只要是合法权益,我绝对帮你争取。我也有这个底气。

  当上同乡村书记,我觉得罗湖区委、区政府就是我的“坚强靠山”。那会儿,区委书记和区长的办公室,是随时可以推门进去的,组织部吴裕中部长的电话,深更半夜都可以打,处理事情的效率很高。这个“政治待遇”,可能比街道党工委书记要高。(笑)每个季度,我们这些同乡村书记就会被召集到区委组织部,开恳谈会。大家一致呼吁,给我们印发工作证,很快就落实了。

  有工作证之前,最常遇到的,就是对我们身份的疑问。“同乡村”书记是什么?一位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这样问我。等我解释完,他的口气完全改变了。

  2010年,深圳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,6个区要推举6个非户籍的代表,我被推荐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。你一个人代表的可是几百万人,好好干啊,大家这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。

  2020年1月7日,在深圳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报到现场,胡桂梁接受记者采访,关注涉及梧桐山片区4.2万人出行的大望桥拓展工程。

  那会儿我也成了的士司机。代表报到那天,我穿着的士司机的工作服就去了,结果成了五届人大代表里第一个报到的。记者们把我团团围住,有人问,胡代表,你最关注什么?我最熟悉的是的士司机群体,他们一直被三个问题困扰,停车难、吃饭难、上厕所难,我就说,建议建一批的士驿站,解决这个群体的诉求。

  这个问题,我盯住不放,最后,政府在彩田路社保局对面、梅林加油站、罗湖体育馆对面的延芳路上,建了一批的士驿站。延芳路建驿站太不容易了,建成区,没有地,寸土寸金,罗湖区人大把这列为年度重大民生问题督办案,协调了十个地方,才落实了这个地址。后来,深圳的士全部换成电动车,充电的时候也就是司机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,的士驿站完成了使命。

  说实话,刚当上代表的时候,我很缺乏经验。参加的第一次培训,杨剑昌、肖幼美来给我们上课,怎么写议案。全国人大的专家也来培训我们,还到浙江大学学习。市人大2015年换届,我连任了。经过一届的学习与实践,我也知道如何当好一名人大代表了。

  一名人大代表应该怎么讲话、怎么提议案?如果你关注的是个案,就不适合作为议案。应该针对普遍性的问题、涉及的群体比较广、问题比较突出的现象来提议案。确定了选题,一定要调研。有的问题存在,政府应该解决,但你要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,需要了解政府的运作,部门的分工,尤其是部门的事权,这样,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大。你还要关心党委、政府的工作重点,全国人大的培训里说的,与党委同向、与政府同力、与人民同心,一点没错。

  梧桐山社区大望桥拓宽的事就是这样,关乎一个片区的发展,事权涉及了数个政府部门,一直不能形成合力。代表提了议案,部门作了答复,解释为什么卡壳。说实话,对这个答复,我可以打基本满意,但是,我最后还是打了不满意。这个不满意的目的,是促成相关部门召开专题座谈会。会上,我们关注此事的人大代表到了,水务局、规土局、前期办,各个部门把卡壳的理由都说了一遍,很委屈,说胡代表,不是我们不想办。我说,从内部来看,政府部门各有分工,职责清楚,在老百姓看来,你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,就是政府。老百姓认为,这么真实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,就是政府不作为。最后大家商量出了一个解决之道,由发改部门牵头,将这件事列入深圳市的年度重大民生项目计划里,所有难题迎刃而解。

  调研、座谈、下社区、写议案,我参加的代表履职的这些指标,不敢说第一,那也是名列前茅。深圳的出租车管理条例里曾经有一条,乘客不系安全带,处罚司机。这个不合理,司机提醒之后,乘客不执行,司机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们盯了3年,这一条终于撤销了。宝安一条路,修通几年都没通车,我们关注,半个月搞定了……

  对于深圳的包容度,我打高分。这里的办事效率,对待户籍、非户籍人口的态度,公务员的服务意识,都是很好的。深圳的效率,我举个例子:社区停电了,你打热线电话,那边不仅告诉你原委,还告诉你在抢修,大约几点能来电。到了时间,电线届市人大代表这五年,是我来深圳这些年,感觉最充实、最有意义的五年。

  有人误以为,我做这些事是有报酬的,不然哪儿来那么高的热情。不管是同乡村支书还是人大代表,都是没有报酬的。不怕大家笑话,如今,我固定的收入,是每个月的4000多元伤残抚恤金,这个钱不用交税。来深圳这些年,我错过了4次买房的时机,现在住在龙华的一套63平方米的公租房里。

  1986年春节,大年初一,刚刚入伍的我和班长廖建平、战友任少辉三人出发去阵地。我打头,班长断后,在路上,踢到一颗地雷,三人就地卧倒,大脑一片空白……

  这件事之后,我整个心态变了,不太计较了,人活着,比啥都重要。比起牺牲了的战友,我安全地回来了,有父母可以尽孝,有妻儿陪伴左右,可以享受现在的生活,我很知足。